香港民族黨，明確主張香港獨立，誓建香港共和國，膽大包天，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將港獨提上正式議程。中國人官員紛紛炮轟，表示主張港獨，抵觸《基本法》、違憲。這些對「法」的講法，頗有古風，一點也不像共產黨。
中共反對香港獨立，當然是不想失去自己撈油水的方便，但不能這樣說，於是便抬出「法」來。中國人的罵聲之中，「法」和「憲法」二詞的使用，卻極為含混。在這些水平有限的黨官口中，你違反了「憲法」，其實只是你違反了「法律」的加強版。中國人說你違「法」，等於鬧你「仆街」；說你違反「憲法」，等於「屌你老母」，語氣加強了而已。
中國人有「法」的觀念，但沒有「憲法」和「法治」之觀念。中國文化有「法」已久。夏商之際，神權大盛；周天子國勢力減退，列國興起的春秋戰國時代，是「神治」轉入「人治」的時期。人以何治世，何以止戰，為諸子百家所爭論。
有人倡以仁義治世，有人倡以兵農治世。提倡「以法治國」的，成了法家。但這些主張，並不是將律法視為國家運行之本，而是方便君主的工具。那個時期的思想家，很大部份挖空心思去輔助君主。他們認為，天下大亂的原因，是君主對人民的掌控力度不夠！法家不是崇尚法律，它只是認為借助法律，君主的地位就會穩固、千萬小民便得以馴服、不敢造次，於是國家在這種高壓的控制之下，便得以長治久安。
君主是必須超然於法律之上，這是法律得以暢順運行的前題。
法家不認為人有穩定的結構和本質，因此法律也是因時制宜，不以聖人為常師。中國有史以來的「法律」、法治，並不是近代西人所說的「law」及「rule
of law」。兩套詞語，今日在詞典上是對應的，但中國的文化環境，基本上不具備理解後者的可能。
現代世界的「憲法」，訂明政府的職能和權限、訂明人民的若干權利，是政府無論如何都無權干預，這是法，卻是一種自我規限的法。這種自我規限成立了，人民才交出其若干自由，接受一套集體的政治決策和公共生活。如果政府行事超出了當初所訂明的界限，就是「違憲」。
一個普通公民因為不會行使政府職能，所以無法違憲。
中國之所言「法治」，多數是另一回事。古代的「法治」只是「以法而治」的縮寫。如前述，春秋戰國以來連綿二千多年的中國文明，法是一種統治的方便法門，並不會規限當權者，更不會有社會就是公民與政府「立約」之後所產生的想像。
中國的君主多有受到規範，往往是因為祖宗家法、朝廷百官的分權、公議、不成文的規定，而不是現代意義的「憲法」，因為當中並無受統治者——人民——的參與。
於是，一旦人民做了政府不樂見的事情，他就會說你「違法」：如果你再過份一點，為了加強語氣，他們會說你「違憲」。鬧「屌你老母」，語氣比鬧你「仆街」重一點而已。但本質上是一件事，就是「習大大不喜歡」，並不牽涉「法」和「憲法」。
這些批評，反而揭示香港的特殊。主張港獨，要千刀萬剮，那《基本法》對言論自由的條文保護，又是如何；港獨主張違反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一部份」，但若一切僅在言論層面，究竟是「不可分割」大，還是言論自由大？是不是互相違背，可以慢慢爭辯。
然後，公民根本不能「違憲」，有關分裂國家的中國法律，又不可在香港實施。那結論就是，其實所謂違法，便是港人根本無法可違。
若果隨便治罪，產生政治犯，便會進一步推進香港獨立；如果香港有人因港獨而被治罪，就違反了《基本法》中國法律不在香港實施的前題。結果是，中國帶頭違憲，毀壞《基本法》，自毀中國牢牢殖民香港的體制。除非中國將中國憲法在香港實施，取消一國兩制，否則香港主權和憲法懸空，方便廣場制憲的劇目在中東以外的地方上演。
一國兩制提早取消，很好，大家都老實，中國就失去一個可控制的「境外地區」。中國的黨官、二奶、資金、生意，失去一個在法律上的異域，失去了所有方便，很好。香港被握死，滿足下層中國人的愛國熱情，一國一制名實相符，但傷了中國權貴的利益。獨立不易，但傷人好易，本小利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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