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，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漸荒涼，夜已漸昏暗

中國帝皇極權史上，一名帝皇何時擁有一言九鼎的大權？視乎四個字，兩個名詞，其實是同一件事，就是「任免」和「廢立」。

「任免」是朝中各部官員，「廢立」是繼承人的太子。

對官員有任命權，也要有免職權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同理，對太子有立嗣權，也要有廢掉的權力，二者也缺一不可。任免和廢立，一人決定，不可由軍機處或顧命大臣來引薦干預，完全由一人從心所欲，不必理會眾議，不必向民間解釋。這就是權力。

康熙立嗣，受漢人文化影響，最初想立大太子胤禔，後來改屬意二太子胤礽，最後看中皇四子胤禎，完全隨意，這就是真正的皇帝。

只有廢權，無立權；或只有任命權，想廢免卻受到掣肘，就不是真正的皇帝。譬如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初立劉少奇為接班人，後來因大躍進問題反目，想廢掉劉少奇，但劉少奇在北京已與鄧小平周恩來等形成一個行政官僚階級，毛澤東不能憑一人的意志說廢就廢，還要經政治局同意和常委投票。毛澤東這才跑到上海，發動文革，用紅衛兵來衝擊，成立一個中央文革小組，架空政治局。即使如此，也付出九牛二虎之力，砸毀國家機器的巨大成本。

所以整肅劉少奇成功之後，毛澤東也十分惱怒，非要劉少奇的命不可。因為劉曾經頑抗，而令毛澤東背上了發動文革害死幾千萬人的歷史污名。

毛澤東另立林彪，到發現林彪坐大，一度也沒有辦法，直到林彪自己墜機死亡，毛澤東才舉杯慶祝，說：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。

即使到死的一天，毛澤東在廢立的問題，也無全權。明明想立江青為接班人，就是做不到，要妥協而暫取華國鋒。

只有任命權，無免職權，只是一比零，須二比零才算。或只有搞掉一個看不順眼的人之權，無力任命另一個可以相信的人，被其他人塞進來一個別的人，則只是一比一。

新皇帝上場如何鞏固權力？張春橋說：「殺人」，所以北韓的金正恩做到了。

中國爆發高層激烈權力鬥爭，國際矚目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以封面專題重點報導。

據說因為大國崛起，所以一個大國需要有強大領袖，強國領袖即是全國統一意志方向和言論的「核心」。換言之，從前需要皇帝，經過辛亥革命之後幾十年的誤會，也經歷了所謂「不能一個人說了算」、「集體領導比個人崇拜好」的短暫中國式的喧嘩爭論，還是要回過頭來，需要一個太陽。

此一後退，對於熟悉中國文化者，絕不令人意外。「大海航行靠舵手」、「萬物生長靠太陽」，大陸的革命歌曲，早已點明民族基因。對於中國人，不要說議會民主絕不可能，還哪裡有「集體領導」這回事？中國神話的「羿射九日」早有明訓：天上有十個太陽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射下其中九個，所謂天無二日，一個太陽供農民在黃土地集體仰拜。

雖然中國人口口聲聲說「從歷史中汲取教訓」，但人人在歷史的牆圈中打轉，也無法走出這個圈。幾十年來，陳腔濫調，聽都聽得煩厭，許多天真的知識分子不斷重複，說要「政治制度改革」，強調要建立一個「良好制度」。

要確保不出現「極權暴政」，何謂「良好制度」？西方的議會民主，經中國人的愛國主流一再申明不適合於這個民族。二，張獻忠、朱元璋和洪秀全之類的「農民革命」又帶來太多的血腥，翻查中國所謂五千年歷史，剩下能讓中國人相互推崇的，似乎只有上古神話裡堯舜的「禪讓制度」。

「禪讓」之始，並無正確的信史記載，是神話傳說。據說，堯在老了之後，覺得要將王位傳給一個賢能的人，而不是他的兒子。從此「禪讓」便成為中國文人想像中的一種理想制度了。然而，中文有重大的理性缺陷，「禪讓」兩個字線條簡單，缺乏細節，例如所謂「選賢與能」缺乏主語和定義：由誰來「選」？是父親由十七八個太子之間選一個，還是由一個父王委任的內閣，看父王的面色心領神會選一個？還是由一千二百人的「選舉委員會」來投票？還是由一個老人「隔代指定」？如果是，這個老人到九十歲才「選賢」，其腦退化有沒有影響他的判斷？

至於「賢」又是什麼意思？忠厚老實、品格善良，以儒家思想，當然是賢者。但這種「賢」又是否足以擔當政治領袖？蔣經國提拔的馬英九，品學兼優乖乖仔一名，形象良好，女人看見尖叫，曾幾何時一度不也正是「選賢與能」的標準樣本？或者美國的奧巴馬崇尚自由寬容，關懷弱勢族群，光明磊落，也相當君子，亦可謂「賢」中人物。但這位黑人總統八年，政績又如何？

中國人很可憐。自從洋務運動以來，不斷「探索」出幾千萬人命成本，據說要試驗一條適合中國人的道路。結果試來試去，還是回到袁世凱式的一人中央集權最佳。至於這位天縱聖明的好皇帝，若活到七八十歲方指定接班人，中國人就要將自己的運氣與該皇帝的腦退化風險一齊捆綁下注。搞了四五代又回到「最好有個明君」的起點，今日還萬民稱頌，覺得有運行，真是得啖笑。

「禪讓」之搞笑，就是缺乏上帝或魔鬼的細節。其實禪讓並非因堯舜之後絕跡。劉邦雖然是一名流氓，暴力建政，但到了西漢哀帝，卻認為他的斷背同床好友董賢，即中國成語「斷袖分桃」的第二男主角為「禪讓」的賢人，一度欲指定董賢為接班人。如果這就叫「禪讓」，則後來的乾隆，如果指定和珅為下一位皇帝，齊臣附和，則豈不是比傳位給兒子嘉慶更「開放」？

西漢因為董仲舒獨尊儒術，很多儒學的文人上位。他們對皇帝有了影響，就將堯舜的「禪讓」意念重新提出，警告皇帝見有天災就要知天命，趕快物色賢人為之讓位，否則就會爆發革命，好像秦始皇一樣喪亡。漢代儒生夢想禪讓可以得賢君，改制可以創太平。董仲舒的徒弟陸弘上書勸昭帝禪讓，他說：「誰差天下求索賢人，善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周二王後，以承順天命。」

這等文人也是趁發生地震火災饑荒隕石的天災之時，抓住時機，向他們的主人苦口「進諫」，亦可謂中國歷史上最早的「精英民主運動」，總算沒有被指為企圖作反。但這種「制度」與今日西方相比，極為可笑，卻在可憐的中國人歷史三千年，已經是黑暗中一道微弱的光芒。

即使是一閃光芒，微弱而短暫，東漢之後則不再有「禪讓」之聲。然後的所謂「亂治興衰」，過程人人都知道。中國的文人繼續失望，只能幻想孟子所說的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的吹水預言。

五百年之後又五百年，正如今日中國「改革開放」二十年之後又二十年，香港的「特區當家作主」，一個特首完又一個特首，中國人還痴迷在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的中國夢裡，繼續尋找他們的「道路」。今日中國權力鬥爭之亂局，與特區立法會鬧劇同出一轍，歸入由神話開始的五千年汪洋大海，有此狀態，絕對正常。

慢慢等候，不要失望。再等五百年吧，一定等到的。而香港無法移民的，也請繼續等。